在马耳他瓦莱塔，人们装扮成古罗马骑兵参加演练

文/方晓志

编辑/黄红华

　　当前，俄乌冲突进入新一轮激烈交锋。9月6日晚至7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基辅的乌政府大楼自冲突爆发以来首次遭到打击。面对高密度火力，乌克兰加紧寻求外部支援。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9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上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两套完整的“爱国者”防空系统，首批发射车已交付。分析普遍认为，在停火协议尚未出现之前，俄乌双方的攻防拉锯仍将延续，甚至趋于白热化。

　　这场冲突，既是当下国际政治角力的缩影，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矛”与“盾”永恒对抗的当代表达。战争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古老、最残酷的活动，从未脱离进攻与防御的此消彼长：进攻方凭借武器优势和战术创新寻求突破，防御方则依托工事体系与战略韧性顽强抵御。

　　这种“矛盾之争”并非停滞，而是随着技术革新、时空格局和战略思维的更迭而不断演进，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它不仅揭示了军事技术的代际更迭，更折射出人类在冲突与危机中展现出的顽强适应力与持续创新力。

冷兵器时代的攻防博弈

　　在古代战争中，攻与防主要表现为物理层面的直接对抗，虽手段相对简单，却已展现出“矛”与“盾”之间相互克制、循环强化的鲜明特征。进攻方依靠兵力优势、锐利武器和战术机动，防御方则借助地形险要、坚固工事和持久耐力。这种对抗在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反复演绎，塑造了古代战争的基本形态。

　　冷兵器时代的进攻之“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距离格斗兵器的破甲能力，如希腊长矛、罗马短剑等；二是远程打击武器的杀伤半径，如埃及复合弓、中国弩机等；三是攻城攻坚装备的突破效能，如亚述攻城锤等。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战役中，通过马其顿长矛方阵与骑兵侧翼的协同进攻，成功击破波斯大军，彰显进攻战术的优越性。在这场战役中，亚历山大巧妙利用马其顿长矛方阵的密集队形和强大的冲击力，以及骑兵的机动、灵活优势，形成对波斯军队包围和打击。波斯军队虽然占据人数优势，但缺乏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手段，最终被亚历山大的军队击败。

　　防御之“盾”则表现为：一是固定防御工事的屏障功能，如耶利哥城墙、中国长城等；二是个人防护装备的保命作用，如希腊青铜甲、罗马锁子甲等；三是防御阵型的抗击能力，如斯巴达盾墙、罗马龟阵等。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在温泉关凭借险要地形和重步兵方阵，以少胜多阻滞波斯军队，展现出防御的战术价值。在这场战役中，列奥尼达充分利用温泉关的狭窄地形，将斯巴达重步兵方阵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波斯军队尽管人数众多，但在狭窄的通道中无法展开队形，只能与斯巴达士兵进行一对一的战斗。斯巴达士兵凭借强大的防御能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成功阻挡了波斯军队的进攻，为希腊联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到了中世纪，战争攻防呈现出新特点。欧洲很多新建的城堡建筑，特别是诺曼底式的石制城堡，通常配备箭塔、雉堞和吊桥，使得进攻方无法采用传统的攻城方式，只能长期围困，例如1215年英国“无地王”约翰一世率领大军，攻打威廉·阿尔比尼爵士所率军队防守的罗切斯特城堡，尽管在装备和人数上都占据优势，但由于城堡坚固，经过近两个月艰苦的围攻，才迫使缺粮的罗切斯特城堡投降。

　　针对这种新变化，战争中的进攻技术也在进步。例如在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期间，来自西欧的基督教军队使用巨型扭力投石机，投射百公斤重的石弹摧毁城墙；在1241年的莱格尼茨战役中，蒙古军队利用其高度机动性实施迂回包抄战术，避开敌方固定防御优势，用轻骑兵闪电击溃了欧洲重甲骑士。

　　到13世纪，火药传入欧洲，战争的攻防转换进一步螺旋式提升。1495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军携青铜攻城炮入侵意大利，正式宣告城堡时代的终结，但防御方采用低矮厚重的土石结构配以倾斜墙面，仍然有效抵御了炮击，验证了古代攻防博弈始终遵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战争中，胜与负受到非技术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的成功不仅靠马其顿长矛，更得益于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的政治手腕；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发动奇袭，体现的是战略机动而非单纯武力优势。这表明，“矛”与“盾”的对抗早已超越器物层面，成为融入战略智慧的整体较量。但总体上，受限于技术条件，古代战争中攻防之间转换较为缓慢，但对抗驱动了军事技术与战术理论不断协同进化。

这是 1916 年英国士兵在索姆河战役中前进的资料照片

工业革命后加速演进

　　与古代战争相比，现代战争中的攻防在工业革命催化下发生了质变，机械化、科技革命和总体战理念使“矛”与“盾”的对抗扩展至陆海空天电多维领域，战争的规模、强度和复杂性均呈指数级增长，这也使得攻防之间优势转换的频率显著加快。在现代战争中，进攻方追求火力毁伤与机动突破的极致化，防御方则发展出纵深防御、体系抗毁和技术反制的新模式，技术突破往往成为攻防易位的直接推手，螺旋式上升演进特征愈发凸显。

　　现代战争中的攻防博弈始于拿破仑战争。1805年，法国通过全民征兵制实现兵力优势，配以格里博瓦尔式野战炮的机动火力，打出了经典的闪电战——乌尔姆战役。此役中，拿破仑充分利用法军的兵力优势和机动火力，通过快速行军和精准炮击，迅速击溃了奥地利军队的防线，取得战役的胜利。其后的防御革新也随之而来：1863年，在美国内战时期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北方军队充分利用堑壕工事和线膛步枪的优势，成功阻挡了南方军队的进攻，使得皮克特冲锋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枪、铁丝网和重炮的组合使得西线战场陷入长期的阵地战僵持，进攻方面对强大的防御工事，往往难以取得有效突破，直至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坦克首次被使用，标志着新式“矛”终于诞生。虽然当时的坦克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但它仍然展现出强大的突破能力，能为进攻方打开一条通道。在其后发生于1917年的康布雷战役中，英军通过空地协同作战，利用飞机的空中优势和坦克的地面突破能力，成功突破德军防线，取得战役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现代战争的攻防转换推向新高度。在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德军发动闪击战，整合装甲集群、斯图卡俯冲轰炸和无线电指挥等多种作战手段，迅速突破了法国苦心经营的马奇诺防线。

　　作为防御方的同盟国迅速做出回应：在1940～1941年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通过构建雷达网、战斗机指挥部和防空炮群组成的综合防空体系，有效阻挡了德国空军的进攻，保卫了英国本土。而苏联通过发展大纵深防御理论，采取战略后退和焦土政策，消耗德军的进攻力量，为最终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二战后期，核武器的出现几乎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攻防逻辑，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似乎使得防御看起来完全失去了意义，这种情况直到核威慑理论的出现，才将防御转化为“相互确保毁灭”的心理博弈。

　　冷战时期，攻防博弈呈现出典型的不对称特性。美苏在竞相发展核武库的同时，常规领域的战争模式也在持续创新。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用“萨姆-6”导弹与RPG火箭筒构建防空反坦克火力网，初期重创以军装甲部队，但以军很快通过电子对抗和战术调整逆转局势。这种攻防快速转换体现出现代战争对技术的高度敏感。

　　冷战结束后，信息化革命再度改变了攻防博弈规则。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充分展现“信息化长矛”的威力，F-117隐身战机与“战斧”巡航导弹精准穿透伊拉克防空体系，伊方几无还手之力。为应对这种不对称战争，防御方也逐渐找到了反制手段：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使用简易伪装和机动发射装置，部分保存了军力；在2001年之后的阿富汗战场上，塔利班采用IED（简易爆炸装置）和山地游击战，部分抵消了美军的技术优势。

　　纵观现代战争中的攻防博弈演进，可见三大特征：一是技术迭代加速优势转换频率，二是博弈维度从物理域扩展至信息域认知域，三是攻防界限日趋模糊。在这一过程中，机枪的防御优势被坦克突破，雷达的预警能力被隐身技术削弱，而当前高超声速武器的发展又使现有反导系统面临过时风险。这种“技术突破-防御适应-再突破”的循环，使现代攻防博弈宛如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

美国F－117“隐形”战斗机

智能时代被重新定义

　　在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技术、太空系统和生物工程等颠覆性科技的冲击下，未来战争的攻防博弈正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智能时代。在这个时代，“矛”与“盾”的对抗范式被重新定义，技术驱动将成为攻防易位的核心引擎，博弈空间延伸至网络、太空、认知和基因等新领域，呈现多域融合、人机协同、智能主导等特征，进攻与防御螺旋演进的强度将持续提升，优势转换的频率也将进一步加速。

　　在高超声速作战域，进攻性的“矛”正获得显著优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由于速度快、突防能力强，高超声速武器被称为继螺旋桨、喷气推进之后航空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性成果，包括俄罗斯“先锋”在内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的超高声速导弹几乎能够突破当前所有反导系统，凭借先进的机动变轨能力，使传统的预警和拦截手段失效。此外，高超声速钻地弹、侦察机、轰炸机等也相继亮相。这些武器的出现，可以使进攻方在短时间内对敌方的关键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从而获得战略优势，这将极大地改变未来战争的面貌。

　　面对这种新情况，防御技术也在迅速跟进。洛马公司正在进行的“宙斯盾”激光武器试验结果表明，100千瓦级激光器能够有效烧蚀高速目标的表面，能够在短时间内拦截和摧毁来袭的高超声速导弹，这将为防御方提供一种新的手段。此外，太空基传感器星座、定向能武器和人工智能辅助预测算法正在构建新一代拦截体系。

　　网络战域将成为未来战争中攻防易位最为频繁的领域之一。量子计算技术一旦实用化，将能够在瞬间破解现行的加密体系，将关键基础设施暴露在网络进攻之下。而人工智能生成的自主恶意软件能够自适应地渗透电网、金融网和军事网络，对敌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攻击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和隐蔽化，也使得攻击方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敌方的网络系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瘫痪。

　　但防御技术也在同步跃迁。量子加密传输技术能够实现理论上的绝对安全，为网络通信提供一种新的加密手段；神经网络异常检测系统已经能够实时识别“零日攻击”，及时发现并阻止网络攻击的发生。未来，网络攻防将呈现“算法对算法”的自动化对抗特征，攻击方和防御方将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进行激烈的博弈，争夺网络空间的控制权。

　　太空战场将成为未来战争攻防博弈的新高地。进攻方采取的手段包括共轨反卫星武器、定向能致盲装置和太空捕获机器人等，这些武器能够在短时间内破坏和瘫痪敌方卫星系统，从而获得太空优势。例如，美国发展的X-37B空天飞机始终是太空军事化议题的焦点，自X-37B诞生以来，其已经完成多次技术测试和试验，包括激光通信和战略级量子惯性传感器。有分析人士指出，X-37B将为美国未来可能部署天基打击平台提供便利。而激光、粒子束、微波等新型武器的相继出现，也将使太空作战的进攻手段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与此对应，太空领域的防御手段也在不断进化。2022年，美国太空军专门组建了“第19太空防御中队”，重点发展卫星机动规避、在轨服务与修复技术。同时，美国新一代空间目标监视雷达系统“太空栅栏”也已启用，能够通过相控阵雷达追踪毫米级碎片，为太空防御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这些新手段都将使太空攻防陷入“先手优势”与“弹性恢复”的循环竞赛，将极大地改变太空作战格局。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